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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体器官移植技术日益成熟，医学之外的困惑却越来越多 该怎样全面“护理”捐受双方

越来越多活体肝移植手术，给仁济医院带来了一些前所未有的变化。已经做过活体肝移植的病人成了病房的焦点，他们频繁地接受病友们的咨询和“采访”，讨论移植前后的每一点变化和感觉。他们的一举一动也成为大家谈论的核心。 2006年10月21日，出生9个月，身患先天性胆道闭锁的小明获得了母亲1/6的肝脏，这例手术拉开了仁济活体肝移植的序幕。仁济医院并非上海最早开展肝移植的医院，但增长速度却非常快，无论是尸体肝移植，还是活体肝移植。本月12日，他们完成第26例活体肝移植。最近的一周，他们完成了4例。而全国活体肝移植的总数刚刚跨过100大关。 18岁女儿能捐肝救母吗？ 活体肝移植数量“提速”后，这支年轻的医生团队遭遇了极大的困惑。仁济医院肝移植中心副主任张建军告诉记者，活体肝移植之前，他与中心主任夏强教授讨论和争论的内容集中在医疗技术范围内，“可现在我们必须考虑许多复杂的法律、伦理因素，考虑各种人们的状况。” “主要是年轻人——能提供合格肝脏的通常都很年轻，”夏强教授说，“我们会不由自主地为他们的将来考虑，问自己‘如果他/她是我的儿子/女儿，这个手术还做不做’？” 43岁的史岚患肝硬化，她的小女儿一心想捐肝救母。今年初，在完成基础检查后，医生突然发现她和身份证上的照片不完全像。再仔细一问，小女儿承认自己还未满18岁，拿的是姐姐的身份证。“我们当即停止了一切检查。”夏强说。今年5月1日实施的《人体器官移植条例》中明确规定，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摘取未满18周岁公民的活体器官用于移植。 可一过6月，小女儿就满18岁了，该不该给这个跳舞的小姑娘做手术呢？夏强和张建军讨论得非常激烈——“按照法规，她的确可以做了，我们不能违背她的意愿。”张建军说。可夏强始终无法说服自己：“她才18岁啊，还是舞蹈学校的学生，术后肚子上留个伤疤，她还能跳舞吗？” 头上像悬了一把“利剑” “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买卖人体器官，不得从事与买卖人体器官有关的活动。”《人体器官移植条例》中的第三条，是此项医学活动开展的底线。 在活体肝移植手术技术日益成熟之后，病人们都不愿意再苦苦等待了。相对需要肝移植的病人，尸肝的数量非常匮乏。“病人至少要等上3个月，有的更长，很多病人还没等到肝源就已经去世、或病情恶化到无法手术的地步，”夏强说。据统计，每年中国适合肝移植手术的病人中，大约只有百分之一最终得到肝源完成了移植手术。 为了不再等待，许多病人甚至愿意通过“隐形交易”铤而走险。 “我们头上像悬了一把利剑，既要绝对杜绝买卖器官，也要尽可能阻止隐形的交易。”张建军说，“这是一种从未有过的‘心累’。” 仁济医院为此专门成立了肝移植伦理委员会，委员会由医学、法律学、社会学的专家们组成。“他们的审查格外严格，如同质询，我每次去都会有些紧张。”夏强每次上伦理会都会精心准备：供者和受者之间的亲情关系必须提供公证书，确认两者关系；供者签订知情同意书；受体病史汇报，等等。仁济医院近期共有7人因各种原因未通过活体肝移植手术的筛查。 上了手术台也能喊停 准备给刘大军供肝的是弟弟刘小军，当医生们备齐了所有资料后，伦理委员会却拒绝了手术——因为小军是聋哑人，而且不识字。法律专家表示，必须再补充一道法律程序。医院特地从浦东残联请来了哑语教师，在律师和公证人员在场的情况下，对他进行了术前告知和知情谈话。公证人员问他：“如果哥哥死了，会怎样？”小军打着手语回答：“哥哥死，我也死。” 几乎每一例亲体活体肝移植的故事都让人感动，充满着爱。为了维护这种爱，伦理委员会的审查非常严格，他们甚至会约见病人，单独谈话。“我们担心他们有的是迫于家庭的压力，所以给他们单独面对的机会。”伦理委员会委员，仁济医院副院长李卫平教授说。 夏强则会在术前单独与每一个供者谈话。曾有一名30岁的女性供者显得很犹豫，夏强对她说：“如果你不想做，我就对你家人说，你的肝不符合条件。”尽管供者最终还是决定捐肝，医生们仍然反复告知：“你可以随时喊停，甚至上了手术台，麻醉前喊停都行。” 成立伦理委员会，对每个器官移植手术进行严格审核，已成为医疗机构开展器官移植的首要条件。 受者供者都需要全面帮助 随着器官移植量的增加，不少医生都担心，伦理委员会未来会“忙不过来”。在今年5月卫生部召开的器官移植研讨会上，很多医生呼吁，随着活体器官移植的增加，器官捐献者应该得到更多的福利。 活体器官移植不是一个单纯的医学问题，仅靠法律规范似乎也难以全面顾及人情和伦理。夏强教授强调：“对于器官移植，我们应当全面研究，尽早建立一套能够帮助病人、医生的社会辅助体系。” 结束采访时，记者在病房走廊里看到了前来复查的小明，1岁半的他两臂打开，晃晃悠悠地独自走着——中国活体肝移植现在的状况也是这样吗…… 本报记者 施嘉奇 （文中患者名字均为化名